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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陶年谱


发布日期:2019-09-21 17:34   来源:未知   阅读:

  北京科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黑帮言情小说,张问陶在清代乾嘉性灵派中占有重要地位,乃性灵派之殿军。此年谱十余万言,第一部分概述了张问陶的世系以及家族诗人等;第二部分按年月记载张问陶的生平、爱好、交游及创作成就,重点介绍其诗作,系年编谱;第三部分为附录,汇集有关张问陶的资料及《张问陶研究资料索引》,为学者进一步研究张问陶提供了信息。年谱体例完备,信息量大,又扎实严谨,得到社会各界肯定。作者胡传淮,1964年8月生,四川省蓬溪县人。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文学学士。著名文史学家、张问陶及其家族研究专家。主要研究清诗、巴蜀文化及乡邦文献。

  第一部分概述了张问陶的世系以及张氏家族诗人等,使人对张问陶的家世有个整体把握。

  第二部分为年谱正文,结合时代背景,按年月记载张问陶的生平、爱好、交游及创作成就,重点介绍其诗作,系年编谱。

  第三部分为附录。一是汇集正史、方志、诗话、族谱,及诗集中有关张问陶的资料,从中可了解他人或后人对张问陶的认识与评价。其中有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布。二是附录了《张问陶研究资料索引》,它既反映了国内外学界对张问陶研究的成果,又为学者进一步研究张问陶提供了信息。

  胡传淮,1964年8月生,四川省蓬溪县人。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文学学士。著名文史学家、张

  问陶及其家族研究专家,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主要研究清诗、巴蜀文化及乡

  邦文献。出版专著50余部、发表论文、诗词、历史随笔等300余篇,共计800余万言。著作主要有《张问陶年谱》

  此年谱体例完备,信息量大,又扎实严谨,其嘉惠士林是不言而喻的,而胡先生则可称之为张问陶的功臣。

  ——著名清诗研究专家、苏州大学学报编审、博导、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王英志

  大著《张问陶年谱》收到,谢谢!我尤赞赏《谱前》,有助于深入了解谱主,知人论世。而且这是别人所无法做到的,别人未见《遂宁张氏族谱》,甚至“红学”专家犯了错误。《年谱》之精核,有目共睹;《附录》之便利后辈学者,功德无量。一句话,大著具有特色,必能蜚声艺林也。

  船山先生为清代一大诗家,我少年时即读船山诗集,堪称大家。今阁下为之撰谱,可称功臣。

  看了您的考证文章,知道您编过一本船山年谱,从朱则杰先生对您的评价来看,您的研究是很深入的,值得钦佩。

  船山于清诗地位甚为重要,研究者渺见。足下钩沉发覆,成此一编,沾溉学界匪浅。清诗浩繁,必得如足下者,集思广益,或望有陶冶功成之日也。

  时下能专心治文史之学者不多;治文史的学者中,不尚空论而尚笃实者也不在多数。您能脚踏实地、做这种扎实的文献工作,确实难能可贵。《张问陶年谱》,我虽然尚未细读,但略一翻阅,就知非浅学者能办。

  年谱之作,与写论文不同,此需翔实而无遗漏,故知作者用力之勤也。我对船山先生道德文章,一向钦敬,大作当助我增添新的理解。

  惠大著《张问陶年谱》拜悉,甚见功力。又奉诵朱王二兄之序,更觉先得我心。原揣兄居政协,必也于思于思,今见学术小传,方知兄正值盛年,转觉后生可畏,信不虚也。船山若能起九原,亦当申谢于兄矣!?

  ——著名学者、《文艺研究》编辑部编审、中华书局本《船山诗草》责编赵伯陶

  胡传淮先生的《张问陶年谱》和他考证高鹗并非张船山妹夫的文章,已经在清诗研究界和红学界产生了反响。胡传淮先生的学术成果,当然主要是他的学识和才力的产物,但其中也有受益于地方文化资源的成分——作为船山的家乡人,他得以亲见《遂宁张氏族谱》,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由此我们大家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要想研究好一个作家必得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家乡的文化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研究员、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刘扬忠

  尊函并大著已悉,深表钦敬,并深致谢意。兄尚处风华茂龄,已著述盈屋,可喜可贺也。以兄之学识才情,必成大器。吾预为言之,亦期以厚望焉。

  先生任职于蓬溪县政协,研究张问陶及张氏家族,可谓得其所也。然如果没有事业心,也是做不成的。观先

  生简介一栏,可谓成果累累,深表佩服。先生大作《谱前》中介绍了张氏家族诗人,有陈慧殊一条,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下正是海宁人,与陈氏为同乡人。竟不知陈氏家族中有这样一位才女嫁与张问安为妻的,读了先生大作,大长见识。

  船山清丽之诗,今世人知之无多,弟亦少读,得先生为之张扬,当日益广流传而快人目,先生遂为船山后世知己兼功臣矣。又弟之成见,以为地方政协中任文史职务者,应为饱学耆旧,故于先生之多识,未以为怪;而今乃知先生尚少我十余年,深为感佩。自觉除多吃饭,别无所长也,一笑。

  ——著名文史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与章培恒先生联合主编《中国文学史》)骆玉明

  《张谱》远远超过一般年谱,它把张氏放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中,乃至文坛的氛围中,引用张氏一些代表性诗篇加以论述,使个人和时代浑然一体,从而对张氏在诗坛的地位、文学成就、人格有明晰的了解。

  张筠之夫为高扬曾的发表,确是对红学一大贡献。多年来,很多所谓红学家都把张筠被虐待至死,作为高鹗一大罪状。

  张问陶是清代中叶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因而为之作年谱学术意义重大,惠及学者亦甚夥,先生诚乡邦文献之功臣也。

  大著《张问陶年谱》奉收,十分感谢。兹有先生如此详明之谱,必是大有益于学界有关船山及清诗之研究。先生教育学院毕业,在县里工作,当此红尘滚滚之时代,能潜心学术、做出如此学问,实在令人钦敬。先生年来孜孜于学,于乡邦文献之整理、文化之传承,贡献良多;于张氏尤多发明,诚又红又专也。众多在高校、研究机构的人士都得向先生学习。

  船山为清代诗坛之大家,先生所治地方文献,实具全国意义,亦关乎文学史之大关目也。船山与苏州渊源尤

  深,今得船山乡里奉寄研究著作,岂非船山与姑苏之又一重关系耶?曩读先生大著《张问陶年谱》,惊敬于船山逝后竟有乡人如此耗心力作此谱,诚可谓嘉惠学人之善举。且先生已由船山衍至遂州张氏群从,创获颇多,令人敬佩。

  先生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使古人之幽辉潜光能重发于世。张船山其人与袁枚、赵冀号称乾嘉诗坛三大家,整理其书,定当使有关研究更进一步深入。

  大作《张问陶年谱》考订精审,辨证前人讹误甚夥,足见先生功力。其中著录张氏族人生平事迹,采用《遂宁张氏族谱》资料,为外人所不经见,有功清代文献整理与清代文史研究。先生以十余年之力撰写《年谱》一部,扎实严谨,周详完备,这种治学精神亦堪称典范。

  大作《张问陶年谱》,价值巨大。在乾嘉年代,船山先生不仅是著名诗人,而且是有作为的画家、书法家,其书法尤为人所重。其文未见结集,应有散佚作品。先生若能再搜资料,写成《张问陶传》,定当有益学界。

  先生于张问陶是行家,《张问陶年谱》学力深厚,我曾于图书馆翻阅,以不得拥有为憾!

  《张问陶年谱》,既本正史,又征诸家乘方志,搜采事实及材料最为详备,辨析亦颇精审,可供研究时参考。

  张船山是清代乾嘉诗坛大家,影响深远。尊著的出版,把对张氏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您可谓有功于张氏。尊著的意义,正如则杰在序中所说:“不仅对张问陶研究,就是对整个清代诗歌的研究,无疑

  都是一件大好事。”在金钱至上的潮流中,您能以长期坐冷板凳的毅力,从事学术研究,显示了您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名利淡泊的可贵襟怀,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未来清诗研究的希望,主要靠您这一代的青年学者。

  ——著名学者、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李兴盛

  对张问陶的作品,我读过一些,但并无专门研究。所以,读了这本精审翔实的年谱,受益不少。清人年谱甚多,但考究起来,却又不够了。即使谱主先前声名甚著,殁后完备的年谱亦不多见。大作承先启后,填补空缺,实在很有好处。照我来看,你这部年谱已具评传雏型,例如前人作谱只传而不评,大作则叙议兼之。

  三十余年,因为研究程伟元、高鹗与《红楼梦》的关系,所以对程、高生平事迹多为关心,亦稍有收获,记得十几年前在某杂志上读过一篇“张问陶简谱”,略感原始资料少了些。特别是有关家世方面的材料似少补充和新的发现。今细读大著,觉得用力甚勤,搜罗宏富,解决了不少学术的争议问题,功不可没。

  关于张筠是否嫁给高鹗一事,红学界争论多年,尽管有不少分析深入可信,终因缺乏直接证据,仍然有一些权威人物置之不理,先生的努力使这争论划上了句号。

  先生学养深厚,硕果累累,可喜可贺!大作体例完备,资料搜罗广博,信息量大,且有不少稀见资料,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它的出版将会在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

  粗览之下,已觉先生学风之扎实、功力之深厚、用心之勤勉,不胜感佩。先生此著,非寻常宏篇大论故作高深之作可比。无沉潜之心、无务实之志者,断非能撰著年谱之作。先生之志之学,在时下一片急功近利、肤浅浮躁之喧嚣中,不啻卓然独步,别有高致。

  粗翻大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下了一番功夫,是清诗研究的可喜成果。清诗研究虽有好转,但仍不景气,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开垦这块不太受人关注的土地。

  先生得地利之便积数载之功,成此年谱,不独为地方文献之功臣,亦为清诗研究之功臣,实属难能可贵,令人感佩。大著体例完善、材料翔实,装帧印刷亦属精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兄之大作《张问陶年谱》,在赴遂宁开会前,已拜读过;后为撰写论文,又翻了数遍。先生所作工作是

  有意义的,对清诗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我在承担《十九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史》的课题,张问陶肯定是要收入其中的,大作《张问陶年谱》是重要的参考书。

  《张问陶年谱》一书,钩稽考核,精警严审,是我所见张船山各种年谱中善之又善者。将若干史实纳于编年之中,这无疑使研究船山诗歌有所依托,足资征信。

  《张问陶年谱》已收到,谢谢!花了一个星期看完,写得很好,特别是据《族谱》解决了高鹗的问题,是不小的贡献。在遂宁文献不多,而船山涉及的清代文士极广,您把他们身世一一考出,真是不易,可喜可贺!

  先生《年谱》一书,考订发微,探骊得珠,材料详备精审,是一部研究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诗歌的重要著作。

  先生于张问安兄弟,可谓大功臣。去年得读大著《张问陶年谱》,使我对张问陶及其家族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读大作《张问陶年谱》深受启发,获益良多,弥补我过去对船山先生了解不足的缺陷。您以谨严的态度治学,以翔实的材料整理出“年谱”,给后学多所教益,功不可没。朱则杰称您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并非溢美之辞。

  看到您的《张问陶年谱》以及诸多成果,真令我汗颜,且心仪之。身居僻壤,大概是我们面临的客观环境,但您却锲而不舍,勤勉有加,因而成果卓著,特别是张氏年谱,功力极深,论述极精。

  大作尚未来得及细读,然已有两点让人感佩:一是先生非专业研究人员,每天要做行政工作,想来从事研究的时间不会很充裕;二是在地方上书籍、资料难寻,非大城市图书馆条件可比。然而在如此条件之下,先生竟完成《年谱》一书,没有锲而不舍之精神,决难办到。

  惠赐大著《张问安诗选》已经拜领,非常高兴。清代诗人现今已有单家选本的本来就不多,大著更是填补了张问安研究的空白,因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有关张氏兄弟的研究,实际上都已超出了四川乡邦文献研究的范围,对整个清代诗歌研究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而您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大功臣。张问陶诗歌编年注释工作,确实是一项大工程。但以您的多年积累与刻苦治学精神,一定也会做得很好的。

  先生治学成就之高、造诣之深,令在下深为佩服。读了先生的《张问陶年谱》一书和论文《清代诗人张问安行年简谱》,更为先生治学之严谨、精神之刻苦所折服。

  胡先生,您好!我们素昧平生,但一周以来觉彼此神交已久。我原是四川潼南县柏梓镇人,在遂宁高考,进入贵州大学中文系,现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是贵州省政协委员。张鹏翮、张船山等一直是父辈教育我们的乡土材料,印象极深。中年以后陆续关注家乡文化名人研究介绍情况,也读过明、清一些川籍人物传记,如《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但都远远不能解渴,总希望有更详实的著述出版,但贵阳却很少见。一周前我去贵州省社科院文学所黄万机先生家,问及他有无张鹏翮、张船山的文集之类,他热心地介绍并借给我您著的《张问陶年谱》。我高兴极了,已连夜读完,感到数十年的饥渴得到了巨大满足。我很感谢您为家乡人民介绍了这位杰出的伟大诗人。能产生贤宰相、大诗人的土地,岂无人哉?!我为您这位年轻的同乡感到骄傲。

  《谢胡君传淮赠〈张问陶年谱〉〈张问安诗选〉》:“二著恢宏冠蜀中,少年心志鼓东风。船山事业续新谱,亥白云笺启旧封。史实钩沉千载劲,文章转注百年空。嘉陵涪水何相会,东去南来一脉通。”

  先生为学界研究张问陶之首席。拜读先生巨著《张问陶年谱》,能从“完备体例、富赡资料、精审考核”的论述中,认识张问陶“纵横诗世界,游戏酒神仙”的超卓诗心与“平生意气尚粗豪,儒侠禅玄尽可逃”的孤愤之情。未学受益良多,钦仰至极;并祈不弃,时赐教言,以匡不逮。

  先生之功,诚如蒋寅教授所云“钩沉发覆,成此一编,沾溉学界匪浅”也。欣此,《诗草》有“清空亮拔”之音,《年谱》有“扎实严谨”之绩,遂决定以“张问陶诗歌创作艺术研究”为题,撰写硕士毕生论文。海峡壮阔开新局,巴蜀灵秀盛文章。谨愿才士学子戮力同参研,俾让船山先生“奇情敢道破天悭,为纪穷愁不忍删。秋卷装成谁可读?独吟荒水夜云间”之骚韵,千秋传唱。

  张问陶在清代乾嘉性灵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性灵派于乾隆时期以主将袁枚、副将赵翼为代表人物,那么于嘉庆年间则推张问陶为重镇,乃性灵派之殿军。纵观整个乾嘉时期性灵派众多诗人,可与袁、赵

  鼎足而立为性灵派三大家者惟有张氏。其依据在于张问陶之才非其他一般性灵派诗人可比:一是张问陶有明确的性灵说诗学追求,其观点之完备程度直追袁、赵:二是张问陶诗歌创作成绩斐然,不仅继承了性灵派前辈袁、赵性灵诗之精髓,又因世运之衰败及自身独具的思想、个性而具有新的内容与特色,使性灵诗之价值有新的充分显示。在张问陶之后性灵派已走向衰亡,无人具备重振性灵派的力量,从而使张问陶成为乾嘉性灵派最后一位杰出的诗人,其殿军地位因此而确立。

  袁枚“性灵说”最重真性情,张问陶重性灵亦以真性情为创作要旨。首先,他强调创作者必须具备真情实感,有真性情要抒发。因此称“诗人原是有情人”、“好鸟鸣春尚有情”,因为“有情”才能写出真诗,所谓“热肠涌出性情诗”是情与诗因果关系的生动说明。其次,他指出表现真性情是诗的本质,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自磨碎墨写天真”,“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所谓“人情”、“天真”、“性灵”,皆指“诗缘情”之本质而言。因为主情,故与袁枚一样批评肌理派翁方纲“笺注争奇”,以考据为诗。张问陶于强调真性情的同时,还标举“气”:一曰真气,二曰奇气。“有情那可无真气?”即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观点。如果说真情是诗的血肉,真气则是诗的筋骨,更是诗的精神力量,有情无气仍难见诗人之真本色。此“气”从诗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具有刚正的气质与高尚的人格力量。从诗的角度而言,则是具有劲健的风骨、壮美的气势。张氏重视气,就是重视诗人的品格、气质的修养,从而赋予诗作以气势。另外,张问陶于性灵特别强调“愧我性灵终是我”,喜欢张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到性。

  张问陶的诗学观点由于论诗诗表达形式的限制,比较粗略,不及袁枚《随园诗话》、诗序等论诗专著观

  点阐述得详尽周全,范围亦不如袁枚性灵说广泛。但其要旨与袁枚性灵说属同调,性灵说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备,是不难看出的。且张问陶的性灵说是嘉庆年间的诗论,张问陶亦有其独具的个性、思想,因此与袁枚又有差异。难能可贵的是其差异实际上是对袁氏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这是张问陶诗论的新贡献。

  张问陶的抒情写景诗与其论诗诗所标举的诗学观点在美学思想上是大体同步的,基本上可视为性灵诗。故人评张氏“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这表现在张诗注重表现自己独具的个性气质、思想感情,给人生面别开的新内容、新意境。

  关于张问陶的诗学成就,本人在《性灵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章有较全面、详细的论说,此处不再赘述了。我现在想到的是在撰写《性灵派研究》、对张问陶诗学进行研究时,曾为找不到一部比较丰富、翔实的张问陶年谱而深感遗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张问陶做更深入的探讨。

  研究古代文化名人应知人论世,年谱对于学术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化名人,

  都有后人撰写的年谱,幸运者甚至不止一种。但有的文化名人却很不幸,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无人为之编年谱。张问陶曾有人为之作“简谱”,似乎可谓“幸运”,但嫌单薄、简略,尚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张氏若地下有知,亦不会满足、欣慰。他会与许多有关学者一样,企盼一部全面、具体地反映其一生思想、创作的年谱问世。现在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因为胡传淮君完成了《张问陶年谱》。至此,张问陶可以说是真正地幸运了。

  胡传淮君供职于四川省蓬溪县政协,蓬溪县与张问陶故乡遂宁县甚近,两地今皆属遂宁市。这种地利条件使胡传淮君便于与张氏后裔接触,并广泛了解有关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胡传淮君于张问陶情有独钟,十余年坚持搜集、研究张问陶的资料,掌握了包括《遂宁张氏族谱》在内的大量珍贵资料。有这样的条件、基础,胡传淮君才编写出一部内容丰厚的《张问陶年谱》。

  第一部分概述了张问陶的世系以及张氏家族诗人等,使人们对张问陶的家世有个整体把握。

  第三部分为附录,既反映了国内外学界对张问陶研究的成果,又为学者进一步研究张问陶提供了信息。

  此年谱体例完备,信息量大,又较扎实严谨,其嘉惠士林是不言而喻的,而胡传淮君则可称之为张问陶的功臣。我与胡传淮君相知不长,且至今尚无缘谋面;但曾多次通信,切磋张问陶研究的有关问题,从中我颇受教益。通过来信,我能感觉到胡传淮君是一位决心献身学术事业的研究者。现在《张问陶年谱》问世,可喜可贺。胡传淮君的学术道路还长,他的下一步会有更大的成绩,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四川胡传淮先生最近的一次惠函告诉我其所著《张问陶年谱》一书,即将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因此嘱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

  这话说起来很远。我得以结交传淮先生,始于1997年6月的首次通信。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书信往还一直没有中断过,并且还相当的频繁。这些书信的内容,从我的角度来说,大抵都与《全清诗》有关。特别是在近年《全清诗》的对外联系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的情况下,传淮先生的来信显得更加突出。即如今年头四个月,在《全清诗》统一编号的四封收函中,传淮先生就占了三封。而其具体的内涵,则多半是应我的请求,赐教张问陶及其周边有关清代诗人的知识。

  清代近三百年间,四川省涌现过无数的诗人,张问陶尤其被公认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其实不仅在四

  川,就是在全国,张问陶的诗歌地位也是很高的。盖自明末清初开始,诗人们有鉴于明代诗歌一味模仿汉魏盛唐特别是杜甫一家的教训,逐渐将取径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唐以前乃至宋元的诗歌,并且往往同时取法两家以上风格不尽相同的诗人,通过融会贯通,参合变化,进而形成自身的特色,由此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风格和流派。但是,清初的诗人无论怎样学习变化,他们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前代诗人的影子,受到前代诗人的束缚,这也就是后人时常批评的所谓依傍古人。因此,清代中叶被称为“乾隆三大家”或“江右三大家”的袁枚、赵翼、蒋士铨,以袁枚为主帅,提出了“性灵”说的理论,主张诗歌创作要自写性灵,绝去依傍,独立创新。这个观点获得了绝大多数诗人的赞同,从而使这以后的清代诗歌走上了全新的发展道路,真正显示出自己的个性特征。并且从内容主题的角度来看,此时

  的诗歌也从清初诗歌的沉浸在民族矛盾之中,进而上升为反对封建,追求民主,力争整个社会的进步。张问陶的诗歌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际,其精神实质与袁枚等人正相一致,同样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进步倾向;并且由于张问陶生活的时代比袁枚等人稍后一些,因而在诗歌反对封建,追求民主的主题表现上,张问陶还更多地注意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在清代中叶的这场诗歌解放运动中,除了“乾隆三大家”以外,最突出的诗人恐怕就推张问陶了。当时以及后世的许多评论家,都每每将张问陶与“乾隆三大家”相提并论,联类为四;并且由于“乾隆三大家”中的蒋士铨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些,因此还有人甚至拟以张问陶取代蒋士铨,重新组成一个三大家集团。张问陶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由此不难想见。

  但是,正如整个清代诗歌一样,张问陶在今天也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较而言,由于个人本身的

  成就,张问陶在清代总数可达十万家左右的众多诗人中,其在后世的研究还算是相当不错的。例如从本书有关附录可以知道,仅最近十余年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过张问陶的诗集《船山诗草》(船山其号),和李白、杜甫等人的诗集一并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书目文献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过张问陶的诗歌选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还出版过该校赵云中先生的专著《张问陶及其诗歌创作》;四川省遂宁市则专门成立了张船山研究会,编纂有《张船山研究资料集》,内部印行;此外各种专题论文以及介绍性文章,其为数就更多了。但尽管如此,在张问陶研究上,仍然有许多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加强。即以年谱而论,根据来新夏先生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谢巍先生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等有关书籍介绍,虽然张问陶的年谱在近代、现代、当代分别都编写过一种,但或者是稿本,或者是刻本,或者夹印在杂志之中,一般读者很难读到,并且内容都过于简略,甚至还有的在谱主的生活年代上也并未完整。这,也正是传淮先生本书之所由作。

  传淮先生长期在张问陶家乡今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的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担任《蓬溪文史资料》的主编。由于工作上的便利,尤其是主观上的努力,传淮先生在张问陶及其他相关人物的资料积累和学术研究方面,逐渐成就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专家,并且还同张氏后裔多有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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